代写书信，顾名思义就是帮他人写书信。代写书信通常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自己不便于亲笔写，所以让他人代劳；另一种则是自己不认识字无法写信，没办法才让有文化的专业人员代写，后者占代写书信者更多。据史书记载，代写书信发源于北宋时期，但代写书信的巅峰时期是在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后，后来，电报、电话普及，代写书信成了冷门。目前，从事该行业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了。

　　看到生意红火“跳槽”
　　如今，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年代里，拥有一方小小的手机就能广闻天下事，网络通信的普及，使得我们大多数人抛弃了用硬笔写信这一最原始的联络方式，现代人习惯用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发电子邮件，以及微信、微博等更便捷的手段，来实现信息的传递，往往是事件的真相还未被官方所证实，网友已经以有图有真相的方式率先发在了网上，无论消息是否确凿，大家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认知，跟过去的鸿雁传书相比，现在人获得新信息的速度好似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。
　　前不久，记者想起自己在上高中时经常去邮局的情形：因经常向报社或杂志社投稿，时而会有丁点儿的稿费进账，每次去邮局取稿费，总会在邮局门口两侧瞥见端坐着的几个代写书信的老者。那几位老者，或戴老花镜，或精心地研究着写书信的方式。近日，在热心读者的推荐下，记者在沈丘县采访到了已经“退役”、但坚守20多年的书信代写者——蒋林成老先生。采访时，记者发现，蒋林成虽然已经70多岁了，但谈起自己对代写书信的感情来，他思路清晰、滔滔不绝，很是怀念他那段“如火如荼”的岁月。
　　“我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通讯员，在工厂里负责收发报纸杂志，所以每天上班后都到邮局去取报纸杂志和信件，渐渐地就和邮局门前的书信代写者交上了朋友。我患上类风湿病以后，单位里准许因病内退，我就加入了书信代写者的队伍。”蒋林成说，“书信代写就像现在的律师，名气小了没人找你，顾客都是找那些自己熟悉的写手，因此，初开始干，我只是那些资深代写者在忙不开时的替代者。”谈起自己刚入行时的情景，蒋林成显得很沮丧。“因为我还不了解这个行当里面的‘道道’。之后，我通过观察才知道，干书信代写这行，人们不在乎你学问的高低，在乎的是你硬笔书法的水平，以及能有用俗话和百姓语言高度概括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有化干戈为玉帛的行文方式。掌握了这些‘道道’后，我的生意逐渐地好了起来，起初每天能接到三五个代写，后来发展到顾客排队的程度。”

　　既得收入又帮人做好事
　　“在以前，替人写信是帮助彼此间相互交流信息。对有文化的人，写信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而对于目不识丁的文盲，写封信把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想法告诉出远门的对方，却比登天还难。”蒋林成说，“自己虽然是个书信代写者，但良知告诉我这是在为人做好事、做善事，是为人在修桥铺路。”
　　蒋林成说，行行都有利弊。早期从事这行的，用毛笔者居多，后来自来水笔普及，才出现用钢笔替人写信的。代写方式分两种，一种客户具备口头表达能力，由他们口述，代笔者一句不误地照录；另一种客户基本不具备准确叙事能力，他们唠叨出想要传达的意思，组织文字全凭代写书信者的“捉刀”。代写书信者喜欢套用那种半文不白的谦辞，如开头是“敬启者，见字如面；某某大人，见信如拜……”结尾则是“余容后禀，善自珍摄；词不达意，余容后续”等，千篇一律，每封信都用得上。有人来要求写信，一般先递上一个信封，那上面有来信人的地址，里面有来信的内容。代写者先抽出信纸来认真地看一遍，然后由来人自述回信的内容。按照主顾的要求一般写好书信后，代写者会抑扬顿挫地按照主顾的口气地读一遍，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，直到来人满意为止。写好信封，贴好邮票，就可以投进邮筒了。代写一封信，视内容长短收取两角或三角钱，后来涨到八角或一元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国内平信的邮资是八分钱，后来涨到两角钱，替人写一封信，扣除信纸信封等成本之后的实际收益很少。后来，随着全民文化水平提高，文盲越来越少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代写书信者的队伍开始缩水。
      蒋林成说， 改革开放后，不少农村人外出打工，代写书信又增加了新的服务内容，什么申请、诉状、离婚协议等都写。为了写出一份正规的协议或者申请，他的桌边总放着一些有关法律的书籍。后来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，开始有了电话、手机，联系越来越方便了。与电话比起来，信件存在的缺陷也就越来越突出。现在，电脑普及了，人们通过网络可以更方便地联系，比如QQ，不但能直接对话，而且装上视频还可以直接面对面沟通，谁还会再依靠纸质的信件呢。因此生意越来越少，这个行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渐渐地销声匿迹了。

      来源：周口晚报 记者：朱保彰